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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往事如昨(口述/金佩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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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昨

 

  

口述者:金佩佩

整理者:虞佳莉

 间:2016年10月27日

 点:海曙区国医小区

 

 

金佩佩,1948年8月出生,1964年8月20日前往慈城白米湾大队插队,1973年进入宁波师范(今宁波师院前身)学习文科语文专业。1975年8月任慈城慈东公社红心学校高中语文老师。1978年8月任慈城中学初中语文老师。1984年10月任宁波酒厂职工初中语文老师。1993年8月任宁波市李惠利小学总务主任和语文老师。1996年8月任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语文老师至退休。


一、故事的开始

 

我是宁波慈城人,在家中排行老大,下面是大妹、弟弟、小妹。一九六四年年七月,我初中毕业,然后就等待分配工作了。那个时候居委会是负责分配工作的,我们去居委会问什么时候分配,结果他们说,现在没工作,你们先到农村去锻炼三年以后,才可以安排工作。因为那时我妈妈是居委会里的小组长,她就为我报上了名,第一批去支农。当然也可以用“身体有病”等原因不去的(好多精明的家长就是这么做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还失去了一个机会,我爸爸是在浙江省第一监狱里工作的,那个时候他们刚好要招一批女狱警,爸爸已经替我报了名,办好了手续,就等他回到家带我去体检)。可是等爸爸来家,我已经收到支农的通知了。

宁波市最早的一批支农比我们还要早,是六四年还是六三年,具体我记不清了。是到宁波江北区的庄桥邵家。我们六四年的是慈城的第一批。

记得是六,七月间,我们还是在校生的时候,老师和居委会的人带我们去听一个报告(其实作报告人叫赵阿三,是白米湾的大队书记。这就是我们后来插队去的地方,但是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赵书记说:“你们来,我们表示欢迎。”他说,我们农民是做半年休息半年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就晒晒太阳,做做年糕,没事情干的。我们这些人一听,咦,这个书记说话怎么这么有趣,我们又没跟你说过我们要来你们大队,你和我们说这些做什么。后来,事实告诉我们下乡插队就是在他们的村。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乳臭未干,又从未去过农村的孩子来说,对晒太阳,做年糕,做半年休半年,这一切都信以为真。

八月二十号是我们支农插队的一天。那年我才16周岁(同去的有冯宜云,女21岁;徐楚栋,男20岁;叶民荣,男19 岁;周根弟,女18岁;鲁金妹,女18 岁;苏娟娟,女18岁;应叔婉,女17 岁)。那一天我们八人(六女二男)胸戴大红花,被敲锣打鼓地送到解放桥边早就等待着的船上。乘上船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好在掌船的阿三书记我们见过一面,他告诉我们说是到白米湾,大概离慈城十多里路。当时慈城周边的乡下有哪些地方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去过。我们这八人也互不认识,这当中有两个的高中毕业的,也有是小学毕业后在家待业的,还有几个是和我一样刚放下书包。(到了九月份又来了陈娟娟,女18岁;林慈芬17岁。第二年又来了孙曼芳女24岁,和一个上海男支青俞祖丰,比我还小一岁,一共十二个人。仅半年小俞就吃苦不起逃回上海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此后一直就剩我们十一个人了)。

我们去的那天很好笑的是,那里的农民也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还以为是什么“工作组”,(那个时候工作组很多的)他们站在村口,敲锣打鼓,还直叫我们“下放同志,下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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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泪水与汗水

 

我们住在白米湾过去的地主洋房,这在村上算好房子了。我们是集体插队,住的在一起,吃在一起,分散到各个小队里劳动。我们几个人分散到九个小队,我在第九小队,队长叫章忠华。

下去的第二天(二十一号)我们就开始劳动了。那个时候正是农民最紧张的夏收夏种“双抢”结束,接下去就是耘地。什么是耘地呢?每人要穿着短裤跪在泥水田里,爬过去把稻苗周围的草拔掉。要知道我们女孩子从来没有过穿短裤到外面去过,而且还要赤脚在又窄又滑的小田埂路上走路,实在太难了。我一边走,一边摔跤,还未劳动就已经是满身的淤泥了。耘地时,前面的人刚刚把粪便撒过,我们就要跪着趴在这个上面一边前进一边把草一根一根拔掉。阵阵的粪臭味,随手可及的大便,让人恶心不已,刹间眼泪滚落下来。到稻苗稍微大一点了,它的叶子是很锋利的,划得大腿上一道道全是血,膝盖跪得又红又肿,走路一拐一拐的钻心地痛。那个时候我辫子很长,每天去劳动只能将它在头颈上盘几圈,才可下田。放工回来,头上身上都是汗水,泥水和被蚂蟥叮过的血水(蚂蟥就是水稻田里的吸血虫)。为了方便劳动我毅然地把养了十多年的长发剪了。耘地尽管辛苦,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哭诉过。大家默默地忍受着,为的是我们心里有一个盼头:就是三年。再苦三年就可以回城里去工作了,那就咬牙挺着吧。

到了割稻的时候了,原以为它比耘地要轻松,其实不然。割稻也是非常艰苦的,头顶着烈日,你在前面割,后面有几个大男人追着打稻,你供不上稻,他们就会催你赶快割,催得你不能有抬头的时间,更没有伸腰“偷懒”的机会,就这样从早上到中午,从下午到傍晚(中午吃饭约半小时),天天如此。那一天,我累得实在不行,右手拿的镰刀簌簌发抖着,怎么也割不下稻子,于是就一咬牙使劲一拉,谁知这一刀就拉破了我左手中指的半个手指,鲜血喷涌,顷刻湿透了一块手绢,我真想大哭,可是我没有,我想到可以休息几天不用割稻了,反而感到不怎么痛了。有一次,生产队长要我到慈城去买五十斤化肥。我想这个事情可能比割稻轻松,就欣然答应。于是挑着一对空箩筐(约十来斤)出发了。可是才走到一半路我已经感到两个肩膀很痛了。等买好化肥一压上肩膀,我明显感到要完成这个任务是那么地不简单了。肩膀肿起来了,根本放不下扁担,我把箩筐叠在一起用绳子拉着走,多么希望有人能帮我一下。因为是山路,行人稀少,我害怕极了,我一边拉一边伤心地大声哭了起来,此时的艰难真可比红军过长征。我从来没哭得这么伤心过。去时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回来竟然走了八个多小时!到村子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而且这只能拿半天的工分(折人民币约是一角钱)不管劳动是如何艰苦,从来不和爸爸妈妈说,就怕他们会难过。

老农民也怕夏收夏种的“双抢”,更不用说是我们了。早上两三点钟就要起床,在睡梦中摸着黑到水田里去拔稻秧,任凭蚂蟥叮,任凭蚊子咬,身子几乎浸泡在水中,浑身湿透。拔好秧,天一亮又得去种。弯着腰,要把一行六株稻秧放得正,种得直,真的是很不容易。一个多月的“双抢”让人瘦了一大圈。书记不是说双抢之后下半年没事情做了吗,不是可以晒太阳了吗,可以做年糕了吗,其实都是瞎说,农活一年到头都是那么忙,那么苦重的。冬天的劳动主要是掏河和修水库。先说修水库,拉山上的泥土来筑大坝是主要劳动。一车大概好几百斤,我们要拉着车子顺着山路跑。上坡下坡,两个人满满一车山泥,犹如两个壮实的男劳力。来回一次几公里,一天一刻不停,脚底起泡了,鞋子不能穿了,肚子饿得不行了,还得照拉。你不拉车子就去垦土,一个土箕至少七八十斤,我搬不动,那就只能拉车。到了晚上身体就像是散了架。冬天去挖河,要背着行李走到十多里外的地方(叫江北大河)。晚上用稻草一铺,打开自己带的棉被,就在在草房泥地上睡觉。早上河面上都是冰,没有套鞋赤脚到河里去,脚被冻红了,被冰割破了,还不能叫一声,怕被人笑话。这么辛苦的劳动,要问报酬有多少?我每天的工分是二点五分,按十分为一工,每工是八角,也就是说,我每天是二毛钱,那一年加上兼职的小队会计,我一共得了三百工分,计人民币二十四块,年终结算,我是“倒挂户”,一年的口粮还要自己再掏钱去买。经济上仍然靠家里的支撑。

生活上,我们十一个人,大家轮流烧饭,十多个人吃用一口大锅,烧的是稻草。我们不会烧稻草,一顿饭烧下来不但弄得灰头灰脸,而且饭还不熟,底下焦了,中间生的,上面糊的。没有办法,大家都胡乱吃一点。后来还是叶民荣发明了“糖精泡饭”(就是把半生不熟的饭,再放些水,倒些糖精,后来我们称他为糖精师傅。)这样既好吃,又可以省了菜。我们的菜是到家里去拿的,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回家拿一次,其实想想也知道,无非就是一些萝卜干、咸菜、咸带鱼这样的咸东西。从家里来回一趟大概有二十多里路,那时候没有车子的。单走一趟就两个小时。我不太会走山路,要走两个小时多。烧饭的水要自己到约千米远的河里挑来,倒到水缸里用明矾沉淀后饮用。一担水有一百五六十斤重,我们女孩子是断断挑不动的,只能是半桶半桶地挑。或者是两人抬。上级领导为了给我们做典型,给我们买了两头猪,让我们养。我们这些人哪会养猪,人家一年养的猪出栏时至少有一百多斤,而我们养了一年半还只有三四十斤。其实猪也如同我们一样有一顿没一顿的,如何长得大!尽管生活上也那么艰苦,但是我们还是能在苦中寻乐。洋房里有知青在,村里的年轻人就喜欢往我们这里跑,我们成立了宣传队,徐楚栋会拉二胡,下雨天不用去田里干农活,大家就很开心,他拉拉二胡,我们唱唱跳跳排练排练,晚上去邻队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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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的转机

 

应该说,我还是算幸运的。一年半后,大队里要一个半耕半读的老师,我有幸被选中了。但是毕竟是半耕半读,所以每天上半天课,其他时间还是要去地里劳动,一年给一百个工分,虽然不多,但是我已经很满足。学生有大有小,小的仅七八岁,大的有二十四岁。二十来个学生是一班,我教的是拼音和识字。因为满足所以工作得很认真。我在耕读小学大概做了半年多一点时间。白米湾公立小学缺少老师把我叫去了。就这样我在正轨的学校里当上了老师。虽然一年只给三百工分,虽然暑旱假还要去地里劳动,虽然晚上教师要开会学习办公,但这对于我们同在一起的这些知青已经很羡慕了。

    随着每年大批知青的支边支农(我大妹在七零年支边黑龙江),我们要回城找工作的念头早就打消了。我在白米湾小学做民办老师一直到七三年三月。这时 宁波市政府在恢复高校招生前发了一个文件——从民办教师中招生,以充实宁波的教育。

可以报名去考师范了。那时候我想都不敢想。因为当时的民办老师很多,我也没什么背景。第一批报名的,我们公社里有十个,经过考试他们都没有考中被退回来了。第二批又将送上去十个,这个时候我心动了,我想去试试看。经过党支部讨论,在贫下中农会上征求意见后,报公社党委批准,5月1号我参加了考试。好运再次降临于我了。经过政治审查,经过语文,政治考试,经过体检,在宁波地区一万多人的报名中,一千多人参加考试,最后只录取三百人中,我被录取了。当五月十号我去报到时,我流着泪悄悄地走了,我怕我的开心会给我的“洋房人”带来伤害。因为我是第一个跳出农村的人!两年多的师范学习真的很用心,因为我很珍惜,我也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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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书与退休

 

按当时毕业分配的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竟想不到毕业后我又回到农村去了。七五年八月,我被分配到慈东红心学校当高中语文老师。中专毕业当高中老师有点笑话,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晚上自编教材,白天上课,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度过来的。

红心学校依山而建,离我们慈城大概也有十来里路吧,它和白米湾形成了一个三角。学校共有教师十来个都是民办的,唯有我是公办老师。安排给我的宿舍,是牛棚粉刷的,旁边还是牛棚。生活上还是很艰苦。自己烧饭,菜也没地方买,每个礼拜必须翻山越岭回家去拿。不过有三十块五角一月的工资可以拿,经济上再也不用依靠家里了。在红心学校任教三年,由于学校调整布局七八年被并入慈城中学,我任初中语文老师。三十一岁的我结婚了,爱人在宁波市里工作。当有了孩子后,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的矛盾八四年十月,我调到了宁波酒厂担任职工教育初中语文老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政府给职工补习文化的时机。我也安安心心地在那认真工作着。九一年后企业不景气开始走下坡路,职工教育基本上也结束了。这期间我边工作,边在中央党校读大专班经济管理。之前在慈城中学时我本科的现代汉语已经读了两年多。幸亏有了这些学历和经历,九三年我又考入到江东区的教育系统。这个时候我已经四十七岁了。李惠利小学有二十四个班级,我担任了总务主任,语文老师,校长助手,还有班主任,工作量之大,任务之重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三年里我没有节假日,没有暑寒假,因为疲劳过度我病了,吐血了,两次住院。随着家庭的搬迁和身体的原因,三年后我又调到通途小学(现在的行知实验小学)当时是宁波市最大的小学,有四十个班级,(现在有四十六个班级了),担任语文老师一直到二零零三年十月退休。

返城大潮后,我们这几个“洋房人”也陆陆续续回到了城里,冯宜云进了“老三进”鞋店(去年已逝),徐楚栋进了塑料厂,应叔婉,陈娟娟,叶民荣进了副食店,周根弟进了农村信用合作社,鲁金妹成了镇计生委的公务员(前年已逝),苏娟娟嫁了个残废军人,被照顾安排到杭州半山钢铁厂,曼姐由民办老师转正,可惜是百病缠身,行动困难。他们也都是爷爷奶奶的人了。每年我们总会有两次的相聚机会,去慈城的徐楚栋唱呀,跳呀,说呀,笑呀,犹如当年年轻模样。在退休后我的生活也很充实,除了照顾外孙,还在老年大学学习舞蹈,为年轻人做做义务红娘,至今已成功了四十三对有缘人!

说一句良心话,知青支农插队是时代带给我们这代人,甚至是两代人的灾难。但是经历过支青生活的人也确实不怕难苦,这是被逼迫出来的。女儿给我总结了两条:一是妈妈你再有钱也很节约;二是妈妈你是最勤劳最不会享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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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金佩佩老师访谈录,进一步理解了“升华苦难,是为财富”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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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过了白米湾的“糖精泡饭”,更懂得对半耕半读的“泥饭碗”珍惜。

   

   从半耕半读的农村小学老师,到自考师范现代汉语成为"社来社区"高中老师,又经过中央党校的经济管理学习成功转型为学校的领导干部。

 

    金老师在宁波农村插队中,经过艰苦的劳动和生活考验,一路走来虽然非常艰辛,但苦中也有乐。那就是没有让自己的青春在蹉跎的岁月中“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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