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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我在内蒙古兵团的岁月(口述/朱国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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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内蒙古兵团的岁月(口述/朱国增)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1/3 21:03:03 [只看该作者]

我在内蒙古兵团的岁月

 



 

口述者:朱国增

整理者:褚长利

 间:2016年11月10日

 点: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52225

 

 

 

朱国增,1948年9月出生。曾就读于镇海县省立柴桥中学,系1967届高中毕业生。69年6月下乡到内蒙古建设兵团,历任班长、排长、连队副指导员。1971年起曾在内蒙农牧学院分院学习及海南岛培训。回兵团后曾任第1团种子连技术员。1978年后调任巴彦淖尔盟治沙研究所红房子植物园书记和中国林业科学院磴口实验局机关秘书。1984年考入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就读。毕业后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磴口实验局担任人事保卫科长,实验局副局长兼森林公安分局政委,中国林科院沙漠研究实验中心副主任、实验中心党委书记等职务。1994年调宁波,任国家林业部宁波林业学校党委副书记、代理校长、校党委书记等职。


一、兄妹三人齐下乡

 

我的祖籍在宁波象山县西周镇一个沿海山村,因父母后来在镇海谋生,所以我出生在宁波镇海县城。我家里有六个孩子,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我排行老三,底下还有两个妹妹。家里还有一个我叔叔的儿子,从小就在我们家养大。文化革命时期,我们家有三人上山下乡,一个是我,一个是我大妹妹,还有一个是我堂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大哥是上海一家工厂的负责人,我二哥在解放军野战部队,是一名基层干部,我正在中学念高中,当时已念完高二课程,我大妹妹已念完初中全部课程,而我小妹妹则刚念完初一课程。我说是67届高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了两年高中,遇上文革混乱停课,最后一年高三课就没上。中途虽然有过一段时间“复课闹革命”,可这也没维持几个月,最后就乱到彻底停课,无书可念。以后高三的某些学课知识还是通过自学和私底下请教与自己私交较好的老师所获得的。大妹妹是66届的初中毕业生,是实实在在念完了初中课程。堂弟与小妹妹都是68届初中生,当时实际上只学了一年的初中知识。

那时候社会很乱,学生基本上都不上课了,天天搞文化革命,破四旧、写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后来发展到搞派性、搞武斗。中间有过一段“复课闹革命”,可也没几天,后来我就到我父亲工作的食品厂去当临时工去了。那时高考已取消了,工厂也不招工,我们这些学生真不知未来在哪里,前途是什么。

1968年,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我堂弟跟我说,他准备与几位校友一起到黑龙江去。我说行,就到边疆去,与其在社会上泡着,真还不如到边疆去闯一闯。可是当时我和工厂还有一个合同,要等临时工合同期限结束以后才能走,所以就让堂弟先走。堂弟原本是和我们学校高一学生组成的一帮人第一批去黑龙江萝北县插队的。政治审查的时候,因为他父亲的问题被留了下来,所以后来他在1969年4月份,跟着第二批学生到集贤插队去了。他在东北生活的还可以,和一起去的那群人及当地农民都相处得挺好。后来他被推荐到黑龙江省汽车战备大队工作。

我的工作合同到期了,我们几个人就开始商量准备往东北去。就在我们几个同学串联这件事的时候,我校初中部的几个校友跑来说,他们得到一个消息,内蒙古兵团招兵来了,问我们去内蒙古行不行?我们说原先那几批都去了东北,我们换地方去内蒙古也可以。我问招人的兵团驻内蒙哪个地方?他们说是在内蒙西部河套地区。因为我中学时候地理学得比较好,所以我就向大家介绍河套当地的风土人情,我说去那里可以考虑的,最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决定一起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

那时我的家是在镇海柴桥镇,我们就学读书的是县省立柴桥中学,现在应该属于北仑了,那时还属于镇海县。就在我们报名的时候,镇海县县革委会领导班子里的一位常委,他是从红卫兵组织中被推选结合进去的,原是镇海中学68届的高中学生。在校时他念高一我念高二,我们之间挺熟悉。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听到内蒙兵团招人的消息没有?我说我知道啊!我们已经准备去内蒙了。他说他也报名了,我们可以一块走。他说他那边有六个人,我说我这里起码有二三十个人,他说你统计一下大概有多少人吧。后来我就去镇政府知青办问了一下,刚好知青办有内蒙兵团招兵工作人员在,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情况就专门到我家里来,向我了解打算报名的这些人。我就把情况向他们介绍了一下。(领头的这个军人后来就是我们连的副指导员。)我问他具体报名有多少人,他说连你们算上有四十来人了。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县革委会常委,向他说了柴桥报名情况,同时问他那边人有变化没有。他说他那里就六个人已经定了,我说我这里有四十多个,最后我们统计下来被批准正式参加兵团的柴桥知青有46个人。我们46人全分在第一师一团七连,镇海县城的知青被分在一团二连。我在那些学生里面年龄算比较大的,这里面多是原高一和初中的学生,最小的还有原五年级的小学生,当时才15岁也报名进了兵团。

当时报名还有个插曲:我报名参加兵团后,我的两个妹妹也要跟着走,这下我父母不同意了。当年县里对上山下乡是有任务的,以人走得越多越好,当听到我们家能走这么多,镇知青办就上门做工作来了。父母当着他们的面对我说,你弟弟已经走了,你们再走一个可以,要是你们几个都走,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我们老了怎么办啊?父母考虑的也确实是个问题,镇政府知青办干部就主动说,要不你们就留下一个人吧,留下人的工作问题由知青办想法解决。那么谁留下呢?两个妹妹都不让,我们就来抓阄决定,我和大妹妹考虑到小妹妹比较小,出去不方便,就作了个弊,把小妹妹留下来了。我和大妹妹就报名去了内蒙兵团。小妹妹后来被分配进了县城国营工厂。

家里接连走了三个人,原本热闹的家一下就冷落了。我们走的时候,父母心里是不太乐意的,但父亲在工厂里是先进工作者,母亲在公立幼儿园工作,也算是教育工作者,所以后来是想开了,最后,母亲还被选为下乡先进家庭代表出席有关会议,受到领导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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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到内蒙古

 

我们是在1969年6月15号坐专列离开宁波的,当时地区和各县二级“知青办”有关人都到车站送行。18号凌晨,列车到达包兰线上的巴彦高勒车站。巴彦高勒市当时是巴彦淖尔盟公署和磴口县政府的所在地,更是我建设兵团第一师的师部驻地。这个地方在内蒙古的最西部,再过去就是宁夏了,西北面是阿拉善盟。兵团基层连队驻地离边境最近的只有一百多公里,沙漠翻出去就是外蒙古了。外蒙古当时都有苏联驻军。我们柴桥知青去的七连驻在沙漠中,连队驻地旁没有老百姓。连队有知青和复员军人,还有少数农场和林场的老职工,是抽调来教知青生产技术的。我们连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各大中城市来的知青。

内蒙兵团下属有六个师,一个师有十个团,团下面不设营,团下面就是连了。直到兵团改制成农场以后,才有相当营的单位,三个连队合起来组成一个农场分场。这个分场即是营,是个科级单位。而农场即是原来的团,师部改称为农牧场管理局。

我们在巴彦高勒站下车时天还未亮,在车站广场,带队的军人领着我们新兵分别上了团部机运连的解放牌大卡车。因全师各团新兵全在该车站下车,而车站广场当时并不大。因此当时比较混乱。好不容易找到去我连的车,到连队天已大亮。我们连队有5个现役军人,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一个副连长,一个副指导员,再加上一个军医,排长是复员军人。我们知青年龄大点的,文化水平高点的基本上都当上了班长,所以我一开始就当上了新兵班班长,经过一个月新兵训练后,我们被正式分到各战斗班中,我被连队任命为第十战斗班的副班长。九月份,又来了一批北京保定知青,重新分班,我被任命为十四班班长。我们班当时有11人,分别来自北京、河北保定和浙江宁波。

我们在连队有生产劳动、有政治学习,也有军事训练。军训有列队训练,擒拿格斗、打枪投弹等课目,和部队训练课目一样的。我们平时还要紧急集合和长途拉练。长途拉练行进时要背着行李工具,战备班更要带上武器。炊事班还要背上锅,挺好笑的。刚到连队时候半夜紧急集合基本上是三天一次,勤的时候两天一次也有,特别是林彪一号命令下来以后,紧急集合就变成“经常集合”了。对紧急集合训练我们连队抓得比较紧,训练得很厉害,班排长起床打背包冲到外面召人集合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这是通过不断训练才做到的。训练中也经常闹笑话,比如有的人跑着跑着背包掉了,因为新战士背包不会打,没捆住半路就散了。也有的鞋子穿错了,找不着鞋光脚出门的也有。

加强军训的另一目的是为了更好保护黄河大桥。我们连驻地离三盛公黄河大铁桥很近,大约有十几里路。这座桥是苏联人帮我们造在黄河上的第一座桥。我们连队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和当地正规部队保护这座大桥,这是战备任务。这座桥如果出事,包兰铁路就断了。所以一有问题如发现信号弹等就经常要紧急拉往大桥方向,随时防止敌特破坏。还有就是要经常挖防空洞。说是战备需要,防止苏修突击。在我们沙漠里怎么挖呢?我们的经验是,沙包上有沙生植物的肯定有黏土,那儿可以挖进去。其他地方是不行的,即使挖好了没多久就会塌掉。

军训以外,我们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这是我们的主业。当时我们四周都是沙漠,所以要把黄河水引进来,灌进沙漠,把沙子平掉,变成农田。那当时,大家都不懂沙漠植被的重要性,专门破坏植被多开荒让变成农田种庄稼,结果以后那里就严重沙化了。固定的沙丘成了流动沙丘,沙漠不断扩大,农田很多又变成沙漠。人为的植被毁坏使国家有名的“三北防护林”带的缺口越来越大,当地风沙危害越来越严重,流沙越来越迫近包兰铁路线。一直到80年代,国家和联合国都投入大量财力物力治沙,才控制住沙化。改革开放后,内蒙政府通过建障治沙、退耕还林、植树种草、围栏控牧等多种政策和措施经30多年的努力,现在那块地方已成为瓜果之乡。

我们的驻地在黄河边上,由于河面高,所以引水很方便,种地、植树造林都是自流灌溉。在这里最困难的不是吃水,而是吃饭。刚到内蒙的时候,条件比较艰苦,记得我们进连队第一天的早饭是大米粥、白面馒头和什锦咸菜。我们看见馒头白白的,粥黄黄的,都说不错,还有糖粥喝,着急大口喝了一口,呸!原来有许多黄泥沙,吐都来不及。以后的饭基本上都是以玉米面饼子、窝头,糊糊和高粱米饭为主,新鲜蔬菜很少,每天都是土豆、大白菜加咸菜,吃是基本上能吃饱的,但我们南方人吃不惯,尤其是加沙蒿子做的饼子和窝窝头,沙生植物搅在里头黏糊糊的,看着就不想吃。再一个是我们刚去时候干活比较重,尤其我们连是个新建立的,连队驻地完全在沙漠中,所以首先要修路、盖营房。这些全是我们战士自己干。修路盖房在内蒙可是有时间限制的。内蒙入冬早,一过十月,天就冷了,十一月份就上冻的,所以必须在上冻前完工,不然就要继续住在窑洞中(我们刚去时全住在窑洞房中)。就因为活儿紧,活儿又重,气候干燥。(当地年降雨量只有140多毫米),真是干得要命,冷得要死,所以没过多久大家就流鼻血了,嘴裂了。对那种气候起码要一、二年才习惯。就是因为活儿重,生活条件艰苦,所以想家的情绪很普遍,还有个别的受不了,就偷偷跑回内地,跑回家。我们柴桥知青就有一位女的不告而别。至今都没有她确凿的消息。

我们连队是兵团有名的先进连队,当时全兵团一共才两个四好标兵连,我们连就是其中一个。我在9月份当了十四班班长,我班战士有来自河北保定的、有来自北京的,再加上我们来自浙江的。我当时年龄已经二十多了,副班长是保定的66届高中生,比我大二岁,其他战士都比我俩小好几岁,所以我俩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小弟弟,我们就像兄长一样带着新来的战士。扣坯、烧砖、盖房、开荒这些基本活他们开始都不会,我们就手把手教他们。吃饭的时候多照顾他们一点。当时我们一个礼拜改善一次伙食的时候,有白馒头和骆驼肉,我们当班长的首先满足战士吃。我这个班是全连最好的一个班,当年被团部命名为“四好标兵”班。我们班的战士就是在兵团里打好了基础,所以后来我班的战士可以说都是社会栋梁,原我班里战士中不光出过不少处级干部,甚至司、局、厅级干部也有几个。后来我这个班作为先进典型集体调到二连作骨干,在大家努力下,很快改变了二连面貌。后该连战士中还走出了一位现任中央部长。

初期的内蒙兵团文化生活也很丰富,政治空气很浓。从兵团政治部到下属师、团部的政治部、处,都建有专业宣传队,每个连队又都有文艺班。那时候我们基本上两到三个月就有一场文艺汇演,每个班都出节目,文艺班更是主角,所以我们都很活跃。当时的节目都是自编自导的,基本上反映连队的生活。样板戏那时候我们也唱,但没全剧演出过。活跃的兵团文艺生活培养出不少表演人才,但后来不少被相关单位选调走,像当时的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中央歌舞团、内蒙古歌舞团都有我们兵团去的人,陈佩斯就是我们内蒙兵团的战士。我们连队也抽走几个,比如电影《啼笑姻缘》的导演,他原来就是我们连文艺班的班长。

兵团也放电影,如“老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像《英雄儿女》、《侦察兵》之类好像那时候经常放的。我记得北京知青经常调侃“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搂搂抱抱,越南电影真枪真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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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印象深刻的事

 

兵团生活初期发生的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印象最深的事一个是初到连队发生的战士失踪事件!

采沙蒿种子是兵团初期我们第一师各农业连队的一项主要工作。各战斗班头天晚上接受采种任务后,第二天上班号一吹,各战斗小组就自行拿着工具先后进沙漠,到下班时间自行回来。有一天,女生排有一个战斗组出去采种籽,到晚上开饭时尚不见回来。直到晚上政治学习仍不见踪影。这下可把连队领导吓着了,马上逐级向上汇报。这是件影响严重的事情,当时部队的压力很大。知青要是出了问题,军队是受不了的。特别是失踪的三人中,有一位还是浙江战士,而浙江省知青慰问团这几天马上就要到我团。要是慰问团来了,兵团却丢了一个人,怎么向上头交代呀!所以团连、师领导急坏了,团部命令周围各连队连夜像撒种一样派人出去找。但发动了几个连队找都没找见。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她们自己回来了,原来她们就在离连队不远的沙包里迷路了。当时连队为指引她们,还专门连夜在营房顶上挂了一个很高很亮的大电灯,可她们却没看见,而实际上她们离营房也不是太远。那么多人派出去也竟没找着,真是奇怪!这个事件搞得比较轰动,所以记忆特别深刻。

还有一件事情是黄河凌汛期的护堤堵口决战。

黄河流到我们地区已是地上河,有段河面甚至高过我们当地低洼处的三层楼屋顶。要是黄河大堤决口就麻烦了,整个县城都要被淹掉。70年代初,黄河中上游接连几年都出现大凌汛。不少段的大堤被冰凌拱裂,有的甚至出现大口子。那年我们三盛公大堤也出现了大口子,盟、县委政府紧急号召所有单位上岸护堤堵口子,并还命令当地部队和建设兵团直接组织人力抢险堵口。接到命令后我们兵团和驻军部队都像拼命似的,连看守所关押的犯人都动员起来了。我们驻地离县城还有十几里路,而县城到河边还有四五里路,二十多里的路我们就一路跑到黄河边。我们一到那个溃口,看见大卡车把整车的沙袋往缺口里倒,面粉厂派的车甚至连车带面粉直接开进了口子。部队战士把背包、被子什么的都往里面填,我们兵团战士把棉袄、大衣等能堵的都往里面扔。更有人还直接跳进冰水中打木桩。整整二天一夜才把险情排除,真够悬的。

还有一件至今仍令战友们津津乐道的是当年兵团战士偷馒头的事。

兵团建制时期,我们晚上都要轮流值班。连队的营地晚上都有战士持枪值夜。值班干部在屋中值守,流动巡查哨由各班轮流派出战士担任。流动哨有几个查看任务,一个是连队的军火库,一个是普通库房和牲口棚,还有一个就是伙房。这几个点是一定要巡逻到的。当时是连队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战士都吃不饱。有一天,上级在我们连里开现场会,当天伙食很好,有大白馒头、炖羊肉。那天值班的是我们隔壁那个班,当时炊事班里做饭的有一个是我们浙江人,所以当天准备值班的浙江战士就偷偷问炊事班中的浙江老乡,今天的馒头有没有多出来的?那个人说“有,好多呢”。值班的就跟他说想乘机拿走点馒头留着以后吃。炊事班的那位老乡在下班时把窗子的插销悄悄拔开了。轮到那个战士值班时,他就利用巡逻走动的机会从窗子爬进去装走了一小挎包的馒头。我们当时是轮值班每两个小时派出二位战士出去流动巡逻。第二天应该是我们班值班,上午9点我们交接完班,没过一会儿功夫,排长就过来了。因为我们是两个班住一个套间,所以排长进屋、守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毛主席纪念章问:这个毛主席纪念章是谁的?隔壁十三班那个浙江战士应声说:“是我的”。排长说是你的呀,你过来,你昨天干嘛去了?怎么丢在伙房了?你昨天是不是在伙房拿馒头了?他就承认是。馒头放在哪里了?排长一边问一边往铺上看。那时我们战士都是一个床位一个挎包简简单单的。我们的行李箱都放在各排的小库房里,床上除了被子精精光光什么都没有,所以排长没看到,就接着问,你把馒头放哪里了?放库房了?他说没有,放在朱班长的被子后面了。这可有意思了,排长说你怎么会放在十四班朱班长的被子后?他说我怕别人查,班长的被子是没人会去查的。哈哈哈哈!这一下搞得二个班的战士都哄堂大笑。不过他倒是没有把伙房的战友供出来,说是自己撬开拿出来的,还是挺有义气的。

后来上头也没有给他处分,毕竟是吃的嘛,拿回去大家吃也就是了。再说平常他工作表现都挺好的。不过这个笑话也让他在全连出了名,后来他还当上了连队的司务长,更让大家开玩笑,说他这下老鼠掉米缸,偷馒头的变成管馒头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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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兵团里的恋爱

 

我们连队人数最多时将近有五百人,有8个战斗排、1个后勤排和一个职工排。男女比例一开始是差不多平衡的,后来随着人员的调动,女的就比男多一点了。那时8个战斗排共有32个战斗班,32个班里,女生就比男生多三、四个班。我们战斗排男生女生都分开编排的,分男生排和女生排。但后勤排里是男女生混编的,职工排也是男女合编的。

兵团一开始是根本不允许谈恋爱的,等到1975年我回到七连的时候,看见连队已经找对象成风了。那时十几个人一班,一个班占有三个大炕,一个用来放行李,两个用来睡觉了,五六个人睡一铺炕。可当时太有意思了,大家在一个大炕上用蚊帐、床单布各自围成一格一格的,一男一女两个人就在里面找对象了,谁都不影响,让人感觉挺有意思。我曾调到二连,呆的时间不长,后来外出学习后,我又被调到了种子连,在该连当技术员。种子连那时候已经有搞对象的了。尤其是复员军人已当了排长、副连长的这帮人,岁数都比我们知青大,更热衷于跟女知青搞对象。因为女知青年轻漂亮又多是城市里来的,而复员军人基本上都是农村出来的。但女知青一般是不会找他们的,因为都想要回城市老家。后来除非有特殊需求,部分有找成对象的(如他们利用权力,在招工、招兵、上学诸事上引诱施压女知青而成)。所以当老复员军人找各种理由去接触女知青时,女知青们常说,喏,他们又来“勾引”我们来了。知青之间也有找对象的,但乱七八糟好象没有,都是规规矩矩地找对象。

我那时候自己还不想找对象,所以对这个事情不太关心。尽管当时也有几个我印象挺好的且我们私交也不错的女战友,但因为她们都比我小好几岁,且她们都把我当作大哥哥信赖,所以也没与她们中哪位往恋爱方向发展。

兵团后期,家里老人也在信中催问我对自己前途及个人问题的打算,并建议可在同乡战友中考虑,这也不妨碍今后回调。但我考虑到在镇海柴桥这批知青中我算是大哥哥了,每当探亲假回去,他们父母都会找上我,要求我把他(她)们看紧点,相互之间不要找对象,所以我不可能在她们中间考虑对象的。但最后柴桥战士中找的人也有,这些问题可不是别人能干涉的,但找成后,个别结局也确实不太好。1975年以后,知青找对象的趋势已经刹不住了,毕竟知青年龄也到了嘛。本来说我们去兵团跟当兵一样,三年就能回来的,没想到后来走不了了,随着岁数增大,知青们也就该考虑成家的问题了。

我到很晚才结的婚,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我爱人是内蒙古的当地汉人,我基本上两年回内蒙一次,我在那边还有好多亲戚。我爱人当年在县城火车站对面的糖业公司门市部当主任,别人一看我三十多岁了还没对象,就介绍给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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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忆苦思甜”

 

兵团战友中有一部分家庭出身情况在当时来说是不好的,地主、资本家等所谓剥削家庭出身的也有。上头对加入兵团的战士家庭出身有要求,如果家里有在押的,或暂没解放的,是肯定不让你进兵团的。如果你家庭情况清楚,同时父母等家长单位允许的,你也是可以去兵团的。我有一个战友,他家里原是在上海开厂的,算是资本家。一开始不让他去兵团,后来政审调查,发现他父亲单位已有结论,算是问题解决了,才允许他去。

初到兵团时,连队政治活动挺多的,为教育战士树立无产阶级的苦乐观,特别是继续教育那些剥削家庭出身的战士,连队搞过几次“忆苦思甜”活动。“忆苦思甜”就是回忆过去的苦,珍惜现在的甜。就是痛说革命家史,仇恨地主资本家一类的报告讲座。也有所谓被教育好的剥削家庭子女对自己家庭的正确认识讲用。先在本班讲,讲得好的再选到连里讲。一个班基本上都有两个人出去讲。令我影响比较深的,我能想起几个。

有一个浙江知青,他的爷爷是雇工,得了肺病。不过为了养家,他还每天上山去砍竹子,砍了竹子要背到码头去装船。一般来说,身体好的年轻人可以背上四根,少说也是三根,他背不了那么多,只能背上一根,因为爷爷的肺痨很厉害,勉强背到码头,这挣不了几个钱。他家里又有两个很小的小孩要养活,这两个孩子就是他的爸爸和叔叔。为了两个孩子,爷爷坚持背竹子,好歹挣了几个钱。到交租的时候,地主到他家把这点辛苦钱全都收走了,结果他的叔叔就被活活饿死了,只剩下他爸爸。他原来还有一个大姑姑,很早就给别人当了童养媳,他奶奶只好带着他爸爸去讨饭,等他们讨吃回来以后,他爷爷已经起不来了。后来隔壁邻居家着了火,连着把他们家的房子也烧没了。这时候这个坏地主看他们家房子也没了,欠的钱又交不上,就把他们家的坟地拿走了。

他说这家史的时候,我就想,浙江也有这么坏的地主?因为我在中学念书及文化革命大串联时曾多次到不同地区与农民“三同”(三同即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也交了不少农民朋友,还没有听到他们讲过有这么坏的地主。大家都说有些地主还可以,而有些资本家待工人也不错。联系到我们家,像我父亲就是给资本家打工的,我父亲说这个资本家还是可以的,对他很不错。我妈从小就给资本家当丫头,我奶奶和外婆也是在资本家里当佣人,我们家大人原来都在上海资本家做事,我爸当年是给上海一家资本家做饭的,因为手艺好,还相信他的为人,后来这资本家叫我爸到他老家镇海去给他老爸做饭。我家也就到了宁波镇海。我妈也曾对我说过,她曾是这个资本家太太的丫头,太太贵重的东西都由我妈保管的。每年除了工资外(当时叫月规钱)如果派外出,还另有工钱和车马钱。如果陪太太去打麻将,还给她一些赏钱。她感到先生(指资本家)和太太都挺善的。由于原先的印象感觉,所以听这些讲座讲用时,我还在想地主好坏是否跟他们本人的文化知识有关系,好像没文化的土地主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地主更坏一些。资本家可能会比地主要好一些。

还有一个战士,河南驻马店地区的,他是原来农场的职工,后来作为生产骨干调过来的。这个人的父亲包括他的丈人都是地主。他作为反面家庭典型发言,感谢党和兵团组织让他这样出身的人参加兵团。由于他发言中曾说他从小就没念过书。底下我问他为什么不念书,他说我们是地主,解放以后都被打倒了,没钱也没资格念书。我说你们家以前的东西你知道吗?他说知道,他们家原来有些房子有些地,我问有多少地?他说也没有多少地,也就十几亩的样子,我说十几亩是地主吗?不可能吧。他说他印象当中就十几亩地,是不是有其他的地叫长工给租出去了他也不知道,他只记得他父亲跟他说只有十几亩地,解放以后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连上学都不让上,他们夫妇两个都是文盲,他还是在兵团以后才开始学文化的。他和我们说过地主的生活,我就问他那边坏的地主有没有,他说有,但贫下中农里也有坏的啦,懒汉、二流子也可多了。地主中也有不少好的。在那个时候敢说这个话是需要胆量的,但也说明他对我是比较信任的,敢说会上不敢说的话。现在回想当初那样环境下的“忆苦”讲座、发言,其真实性还是很难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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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人“搅黄”一个连

 

我在兵团也经历过挫折,那是在种子连的时候。当时我任该连的制种技术员。该连的班长、排长跟我一样,都是知青,我们关系比较好。正连长是现役军人,二个副连长是原来复员老兵中提升的。这两个副连长自到职起很少跟战斗班一起干活,大部分时间是外出或与后勤排中的女战士聊天,还名为做“政治思想工作”,解决战士活思想。更过分的是好多次叫上几个不爱干活而泡病号的女知青去打牌。当时我分管的种子排是女排,女知青是跟我一起干活的。有好几次女排长跟我说:技术员,这两个又没来了,我们又该加班了!她说副连长又把她们叫走了。对此我一直很有看法,我也公开说过,“这些当领导的还这么不自觉,成天不务正业。”不想就有人为了能让副连长帮忙上大学,专把我说过的话向副连长汇报了。当然他如愿进了北京大学,但副连长从此记恨于我,直至后来,想把我在政治上置于死地。

那年还是“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一个张铁生成了交白卷的英雄。人民日报发表专门文章以后,我拿着这张报纸,对坐在我办公室中聊天的几个班、排长说,张铁生这个人肯定是标准的吹牛大王,没本事在那吹牛了,他肯定是个学校中不爱学习的“烂菜地”。我看让我们在座的谁现在去考也不见得会考一个零蛋分。我说了这话后,就有人很快告给副连长了。那俩副连长本来就对我有气,现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中有这个材料,这下老朱就该死了。于是他们利用每周政治学习时间,搞了个“认清右倾翻案风在连队基层的现实表现”讲用会。号召全连团员联系连队团员队伍中存在的不正之风,进行认真的揭发批判。

那次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这二位副连长。正连长因为是现役军人,已知道兵团改制,他们马上就要撤走了,所以基本上不管事。1975年上半年我还未入党,还是个未离团的老团员,他们就借用团员整风的名义把我从制种地里叫回来。等我到会场已经基本没坐位了,只剩会场中间有一个空位,我就只能坐在中间。会议开始后,主持会议的副连长明确宣布目的是整顿我连团员队伍中存在的不良风气和带有政治倾向的无政府主义。

接着各个团员拿出发言稿发言,很快矛头集中到我身上,几个女知青说朱国增曾公开说张铁生是吹牛大王,是不学无术的“烂菜地”,而张铁生是中央领导和江青同志肯定和树起来的反潮流、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英雄。老朱(当时连里上下都叫我老朱)公开与中央领导、江青同志唱反调,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会议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上纲上线批判我,连给我说话的时间也没有。当时我又正好坐在中间。看到这个情况我就想到,这不是当年批当权派、批黑帮的场景吗? 当年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转了几个圈转到我这里来了。正好这时有个上海女知青发言时说到“老朱这么说是什么目的?请他自己说。”我就趁机站起来,接着她的话说:“好,我说。这话我是说过,我们闲聊的时候聊过,我到现在还坚持他就是没本事的吹牛大王。你们说他是江青同志和中央领导树起来的,那好,你们拿出个文件我看看,哪儿写的是江青同志树起来的?假设有文件,你可以给我戴反对江青同志的帽帽,如果拿不出文件,这就是你们在污蔑江青同志!我认为江青同志决不会树这样的人!”我接着说,“你们搞这样一个会议,实际上是有意整我个人,告诉你们,我已经经历过文化革命,这样的场面见多了,我不怕你们这场势,现在我也告诉你们,我不参加你们这种整人会议!”说着我拿起凳子就走了。由于我在连里的人缘一直比较好,所以我走后,接连有几个知青,还有另一个技术员和所有职工团员都站起来说,这就是整人,老朱说得对,咱们走走走,也再不参加这种会议,“啪、啪、啪”随着一阵的马扎凳的合拢声,他们也跟着全走了!这个会议就这样流产了。

会议完了以后,我就气呼呼地找连长去了。我说“连长,今天这个会议你也坐在边上,你没发言,是什么看法?我认为是二位副官专门整我的会议,这个会议是否是这意思你给我说说。”他说哎呀,那是群众看法呀,群众看法应该正确对待啊!我一下火上来了。对着他猛拍桌子说,这是放屁!当时他是在刮胡子,我去了以后他就把剃胡子刀放在玻璃板上跟我说话。我生气一拍,连他那个刮胡子刀、玻璃板一起拍烂了。拍烂以后连长气坏了,他马上给团里政治处和司令部打电话,(当时我业务上归团司令部管)叫参谋长过来处理,他说这个连他没法领导了。我就当场对他说,我就坐着等领导来。第二天团部真的派工作组下来了,工作组中没有军人,全是团部的地方技术干部,而且我基本上都认识。他们一下来先找我谈话,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就反映了前因后果,我说这是连领导有目的整我,主要是副连长对我的政治迫害,希望团部严肃处理,我并且说这个连我不能待了,我要调走。当时工作组的人(其中一人是兵团体制改制后的副场长,即相当于原兵团体制的副团长)就说,你不能走,种子连原来有4个技术员,现在只剩你们二个技术员了,还是以你为主的。你走了种子连就没法制种了。他们还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如实向新主持工作的团首长汇报,听领导决定吧。但是我可等不了,现在正是兵团改制交接期,何日处理还难说呢。因此,工作组走后,我立即联系其他连队。正好老连队七连需要人,他们的军人指导员跟我还很熟,我就几日后自行到七连报到了。

那个种子连连长下不了台,就不上班了。他说团里不处理朱国增他就不上班,他把这个刮胡子刀玻璃板都放在原处动也不动。后参谋长、政治主任来了,又来了两个工作组。第一次工作组下来是继续了解情况,第二次是正式处理来了。那时我人已经到七连了,走掉就不打算回种子连了。最后别人告诉我,上头把这个连长批评了一顿以后就把他调走了,这个种子连后来也改为普通农业连队,正式改名为十二连。

我调回七连入党后,先后被任为代理排长,连副指导员。后来兵团体制改变,七连与六连等合并改制为分场,我被任命为分场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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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留在内蒙古

 

我是1969年下乡,1971年被领导选往内蒙农牧分院学习种子培育技术, 1972年去海南岛进行培训。毕业回到兵团后,我就调到种子连当技术员了。1977年恢复高考,上头说我是正式干部,也已经算是上过学的,不能再参加高考,所以就没资格再去深造。知青大返城的时候,我送走了连队几乎所有的知青战友,自己留在了内蒙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时期是我国形势发展变化最大、最快的时期。为加快内蒙经济发展,自治区政府把治沙造林列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位于西部的我盟恢复了文革中被解散的综合治沙研究所。由于我分场大部分是原盟治沙研究所的,所以1978年下半年,我分场被划归到巴盟治沙研究所。我也被调到治沙研究所红房子沙生植物园当书记。1979年,国家林业部决定在内蒙古巴盟地区设立治沙实验局,直接隶属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内蒙巴盟政府就把巴盟治沙研究所一分为二,把原先兵团转制的分场部分和原磴口县机械化林场部分划归于国家林业部,正式成立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磴口实验局,编制为正县处级。(该局于1999年正式升格为副厅、局级)实验局成立后,我被调到局机关当秘书。后来还在这里当了副局长。以后该局改名为中国林业科学院沙漠研究实验中心,我在中心当了好几年的中心副主任。调回宁波前,我已正式被任命为该中心党委书记。

我还在局里当秘书时,国家林业部在系统内部招考一部分干部到北京上大学。我在北京参加统一考试,统考以后我被录取到北京林业大学。我们一期全国招了30个人。我是八四年去的,八六年毕业时,中国林科院人事处领导层征询我今后的打算,问有无回南方的想法,因为中国林科院南方各省有多个研究所、中心。但因为我已经在内蒙成家,老婆在那里,所以就回内蒙磴口老单位了。

回内蒙后单位让我去管人事,没过几个月,又把我选为局里的领导人,当副局长。我这次当选特别有意思,当时是要从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两个副局长。报票的时候没想到我这个非候选人的票数超过所有候选人,比内定的二位还要多,这就乱套了。当初候选人里面没有我的名字,后备干部里面也没有我的名额,反而是我的票数最多,这可怎么办。当时主持选举的是北京院部来的第一副院长,他马上跟院长打电话,说现在出现这个大问题,怎么办?院长就问内定的二位票数过半了没有?副院长说已过半数了。院长就说三个都上。至于还有一个票数少的,自然就淘汰了。这样我就被群众拱进了领导班子。

这件事我本来不知道,后来我调到宁波林业学校当党委书记的时候,已经是国家林业部财务司司长的原林科院第一副院长由宁波市的副秘书长陪同到宁波林校来看我(当时宁波林校是国家林业部直属的),在林校会客室,他把我在内蒙进领导班子的事当故事讲给宁波客人和我校领导班子成员们听,我这才知道当初的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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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回宁波

 

我是1994年回到宁波。回宁波的原因有对子女方面的考虑。当时我的孩子小学三年级了,我考虑镇海的中学教育比较好所以我想让孩子在镇海上学,孩子回来还需要一个监护人,而我母亲这个时候岁数已经大了,所以我就决定自己调回来。

我回来还有一个原因,说起来还真是挺好笑的。我在内蒙时候,曾在内蒙党校和巴盟党校两级党校学习。我们这些京外的部属单位党组织管理是有部党组和单位属地党委两级管理的。我这个党委书记要由北京国家林业部党组林科院分党组批准任命,还要由内蒙巴盟组织部批准任命。地方党校的这些同学当时都是各个县的县长或各盟处的处长,我们巴盟的同学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聚会一次,当然在内蒙每次集聚会都离不了喝酒,而且都要求喝倒为止,所以长年这样,不是蒙族的我肯定是受不了的。我感到是该离开内蒙了。1994年6月,经中国林科院院长批准,我调回了南方,从时间上算,离开宁波到回到宁波正好是满满的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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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知青这代人

 

虽然知青运动过去了这么久,但是我们集体回访活动也多,成了经常性的活动了。大家经常聚聚缅怀那段岁月。对于知青运动,我还是比较正面的看待它,对于我们来讲上山下乡去锻炼一下挺好,但是后来就走偏了,时间长了,要扎根了就出问题了。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能给年轻人提点建议的话,我觉得社会实践对年轻人是最好的锻炼。

说到锻炼,知青生活给我带来的最好的锻炼就是自己处理问题考虑问题比较成熟了,感觉到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能应付了。那时候的苦我都吃过了,后边什么都不在乎了,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环境下我都能生活。也有几个人回城以后,感到工作没安排好,不称心,心态不是很平衡,进而产生怨气伤身。我就认为很不值得。我感到如果我面临这种情况,也难不倒我,自己也能正常生活下去。比如说你没有安排我的工作,我会马上自己想法去另外找到一份工作。再没办法我在兵团里还学过理发,至少能挣一口饭吃,我感觉啥东西都难不倒我,啥环境都能尽快适应。

我现在的生活情况可能会比同去兵团的其他战友要好一些,大部分知青的生活过得并不太好。同去边疆的46个人里,生活比较好一些的,我觉得占10%都不到。我有一个高中同班同学,他在兵团的时候是团部汽车司机,开车技术相当高。七九年知青返城的时候他也回来。他在兵团时,参加过77年高考,当时团里的人告诉他,他考的成绩是全团第一,但是没走成,因为没有档案。他档案不知道哪里去了。我说当时你去查找啊,档案怎么会没有呢?他说没档案就重建好啦,没档案我自己有什么办法。后来七九年返城回到镇海,镇海劳动局的人告诉他,他的档案在浙江大学,我说你当时为何不追查,可能是有人冒充你的名字上学了。他说查他干什么,谁上大学都是个上。我已经平安回到老家,也分配工作了,这就可以了。我这个同学实在是太老实了,在他的眼里没有一个坏人,天下都是好人。现在他每天喝最次的酒,抽最差的烟,他还挺满足的,现在他还在街道值夜,每月只有几百块钱补助,他觉得还挺好的。尽管退休工资在我们46位战友中是最低的,但他毫无怨言,还挺满足的。

我去年回内蒙一趟,碰见一个留在当地没回来的余姚知青,当年他是团部机运连里开推土机的,工资比较高一点,当时比宁波地区工资高多了。因为当时宁波是四类工资区,而内蒙磴口是十一类工资区。大返城的时候他说不走了。但现在感觉吃亏了。现在看上去他外表像是八十来岁了,很憔悴,挺可怜。还有一个上海的战友,在那一直没回来,因为当初后妈对他不好,所以上山下乡是他自己要求走的,大返城时,他不愿意回上海,留在了内蒙古。现在回去看到他们几个没走的,我说你们后不后悔,他们说谈不上后悔,还挺有意思。我觉得对这样的一批人,政府要给予一些关注的,毕竟这是一个时代给他们造成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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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帖心情 Post By:2017/11/6 14:30:11 [只看该作者]

     因为这是在此第一个遇到的内蒙古兵团战友,而且我们同在内蒙古巴彦卓尔盟(朱老师在兵团一师,我是兵团二师),所以听朱国增老师讲他的兵团的人和事都感到非常亲切。

 

     朱老师是名符其实的老高中,去内蒙古兵团的时候比起我们这些71届初中生,看问题要理智得多,说话办事更具独立思考能力;即使当时我们国家尚在十年动乱中,“知识无用”仍在充斥着人们头脑,但朱老师在兵团,从兵团战士副班长、技术员、管理层领导,到国家干部,他的经历让我感受到“知识,即永恒的力量”。

   

     知识,让朱老师人生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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